斯德哥摩尔症候群

「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。」(提摩太前书5:22)

古今中外所有「政客」(Politician，不是Statesman「政治家」)最专长的技巧是：「斯德哥摩尔症候群」(Stockholm syndrome)的操作。

斯德哥尔摩症候群，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心理状态，受害者往往不会厌恶绑架或虐待他们的人，并对绑架者或虐待者产生认同感、同情心，甚至萌生爱意、以身相捨。故也被称作「人质情结」。

这个现象最早发现在1933年，美国堪萨斯市长女儿玛丽·麦可罗伊(Mary McElroy)被绑架，获释后却对绑架犯产生情感依赖，并为他们辩说绑架者尊重她，没有强迫她，还称他们「只是商人」，甚至后来麦可罗伊举枪自尽，遗书中说绑架者们「是这世界上绝无仅有、不把我当成笨蛋的人」。

直到1973年，瑞典斯德哥尔摩市发生银行抢劫案，抢匪扣押人质数天，威胁杀害他们，同时也施予食物、毛毯来御寒等小惠。当警察攻坚营救时，他们竟试图保护抢匪，还拒绝出庭作证定抢匪的罪。于是，人们就此把这种现象称作「斯德哥尔摩症候群」。

隔年(1974年)，美国媒体大亨赫斯特的千金帕翠西雅‧赫斯特(Patricia Hearst)，遭左翼激进组织共生解放军(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)绑架长达10週，最后帕翠西雅‧赫斯特竟加入绑架她的共生解放军，一起抢劫加州银行。自此，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普受注意，甚至在亲子关係、亲密情侣、妇女/儿童受虐、新兴邪教、体育教练、战争囚犯等领域，都发现类似现象。

而在政治上，我们看到：政治人物或政党绑架百姓，交互使用「胡萝蔔与棍子」(Carrot and Stick)，以博同情、赢取选票－看看此时正在选举总统的美国、及其他地方大大小小民主威权体制下的选举，就可略知其味。

研究「斯德哥摩尔症候群」的论文不少，只是它的成因仍众说纷纭，事后推臆的多、几无直接实验证据。

一方面因为无法利用妥善实验设计来诱发该症、并加以观察，另一方面也显出这症候群的高度复杂性，无法以常规实验来印证。

一些心理学家只能推估其乃出于生存本能下的扭曲心理，而归诸于「创伤连结」(Trauma bonding)、「习得性无助」(Learned helplessness)、「圣母情节」(The blessed Virgin Mary complex、受虐的太太相信丈夫一定会回转而为其辩护等)；也因而相信举凡有关这些症状之脑部作用与连结(Neural correlates)必然参与其间。例如:恐惧、焦虑、认同、同情、依赖、连结、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(PTSD，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)等的脑部反应，均被引用。

由于「斯德哥尔摩症候群」并未列入最新版的《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》(DSM-5)，无法正式归类为精神疾病，医界缺乏确切治疗处方，只能就各种心理徵兆加以分别处理。

至于善用此招的政客，「我所祷告的，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使你们能分别是非，作诚实无过的人。」(腓立比书1:9-10)－远离这群匪类、不要给他们权柄来糟蹋人，否则我们就参与了他们的罪行。

「神经神学」教导我们：「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。」 

(文章授权/潘荣隆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