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不可杀人。」(出埃及记20:13)

昨天，大法官在宪政法庭辩论：死刑是否违宪？七月将作宣告是否废除死刑。

若果死刑违宪，我国将成为废除死刑国家，比号称最民主、仍拥有死刑的美、日、韩还前卫；佔民意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反对废除死刑者，就必须等待另有一部新宪法了。 

是否废除死刑在台湾一直是个社会激辩议题；在我开的「生命伦理学」(Bioethics) 课程裡，也是个夯热的辩论题。依我非正式课堂上调查，几近90%的学生赞成维持死刑。生命伦理学不只讨论伦理学(以经验为基础，Experience-based)，也探究生物学的现象(Biology，以证据为基础，Evidence-based)。

19世纪初，德国神经解剖学家法朗兹·戈尔(Franz Gall)，尝试以「颅相学」(Phrenology)来解释人的心理与行为，认为犯罪者在头颅上呈特殊异相。虽然戈尔的学说缺乏科学实证，而被认为是「伪科学」(Pseudoscience)，但他立下犯罪学的脑科学基础(Neurocriminology，神经犯罪学)。

20世纪初，演化论、优生学、乃至希特勒纳粹的危害，人们经过反思，加上社会学、环境影响等概念，使得颅相学相形失色。近代脑科学兴起，尤其脑造影技术突飞勐进，犯罪行为学便深受神经/脑科学实证所影响；脑科学自然走入法院，甚至扮演法律判决重要依据呢。

1876年，义大利医师西撒·龙柏索(Cesare Lombroso)将犯罪者尸体解剖，发现其脑部处处显出空洞。上(20)世纪末叶，美国洛杉矶的临床心理师、也是畅销犯罪小说家约拿单·凯勒曼(Jonathan Kellerman)认为犯罪与脑部功能异常有关，犯者需要治疗。

其后，艾爵里安·瑞恩(Adrian Raine)自英国移民至美国宾州大学，以脑部造影来探讨犯罪行为与脑结构和功能关係。

1994年，他发现谋杀犯的前额叶皮质体积较正常人小，表示理性、思考、执行能力等较缺乏。他还观察到谋杀犯的大脑边缘系统萎缩，意指易于愤怒、生气、瘾于冒险、缺乏自制、不擅理性解决问题等情绪。

之外，这些罪犯的前扣带迴(与认知、奖赏、决策有关)、杏仁核(控制情绪)、海马迴(长期仇恨记忆)、角迴(参与语言、空间感、记忆提取、专注力，及同理心等)出现异状。2010年，他也指出：反社会者在大脑正中央，发展出空洞的「透明隔腔」(Cavum Septum Pellucidum)，而具有暴力倾向。

总之，这些兇残连续杀人犯的大脑迥异常人，他们多是脑部有问题的病患。这些病徵一时难以痊癒，若没有妥善治疗，出狱后再回笼机率>70%，也就令人不意外。所以，人权运动者只求废死，而不谈医治与后患，其实是将整个社会、人权置于高危险处境中。

没有人喜欢死刑。死刑的存在是个悲剧。耶稣是曾被误认、冤枉的死刑犯，却「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，免得通国灭亡，就是你们的益处。」(约翰福音11:50)对于那个证据确凿的谋杀犯，其受害者颤抖唿声「请还我命来」的卑微要求，一个公义、人权的社会也吝于施捨吗？－江湖行走，欠债总要还的。

「神经神学」指证人权的陷阱。

(文章授权/潘荣隆)